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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权益纠纷实务性论文2: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中股东司法救济研究
发布时间:2013/8/13 23:13:05 阅读:657次 浏览字体:【

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中股东司法救济研究

郑 太 福

 

摘要:目前实践中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纠纷司法救济途径是诉讼、其方式有三:先予执行、法院以通知形式暂缓召开以及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第三种程序仅适用于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之后的事后救济,不是召集纠纷本身的救济,存在天然的缺陷。第一、二种程序虽是召集纠纷本身的程序性救济,但因与立法、司法精神、法理相悖,不能适用先予执行和通知方式,以中止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权宜之计是采用民事决定的形式来中止股东(大)会的召开;不过,由于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具有非讼程序特征,最根本的办法还是采用非讼程序。鉴于此,应完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中股东司法救济程序。

关键词:召集纠纷;股东;司法救济;程序

 

完善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救济制度是公司制度良好运行的有效保障,《公司法》对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健全了召集纠纷的部分自力救济程序,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性的司法救济程序,使得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解决流于形式,且易造成公司治理的高成本、公司运营低效率及为解决该纠纷而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例如: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违法行为如果发生于召开股东(大)会之前,股东显然不能适用《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的诉请法院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这一事后的司法救济程序,但申请“先予执行”中止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这种事前的救济程序,其合法性却存在问题[①]。故而,当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如程序出现瑕疵时,作为公司最终受益的股东如何进行司法救济,目前法律赋予的这些救济(程序)存在哪些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纠纷中股东司法救济的现状评析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召集权属于股东的共益权,是法律赋予股东为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而行使的一类权利。这类权利对股东而言主要是程序性权利(又称手段性权利)是保障实现股东自益权的基础性权利;没有股东共益权这一程序性权利的正确行使,股东自益权这类实体性权利的享有便缺乏保障。因为股东召集权是确保股东股利分配请求权、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退股权、股份转让权等自益权得以实现的程序性权利。没有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通过股东(大)会会议才能实现股东实体权利的通道便被堵塞。可见,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救济主要是召集程序瑕疵的救济。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召集纠纷(程序瑕疵)司法救济存在“申请法院先予执行” 、“申请法院发出暂缓召开通知”及“演变为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撤销或无效诉讼救济”这三种形式。笔者一一在这里对此三种形式加以介绍并予以评析。

1、股东向法院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撤销诉讼”予以救济的观点评析

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后,对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瑕疵的救济只能以诉讼为基本手段,这种救济手段在司法实践中会发生诉讼请求变更——使得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违法救济演变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确认之诉,一类是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撤销之诉。第一类一般是因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法而导致的,第二类一般是因为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或违反章程规定而导致的。

当然,修改后的《公司法》于200611实施后,绝大多数司法对召集程序违法救济是通过法院判决“撤销股东(大)会决议”解决的。但司法实践中也有因召集程序违法而判决“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实例。2006年徐州市丰县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股东权纠纷案,就是因为股东未经向董事会提议而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法院据此而判决股东(大)会决议无效的[②]。公司的一名股东在未通知经理(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擅自召集其他股东开会,并做出更换法定代表人的股东(大)会决议,致使原法定代表人被股东(大)会撤销职务。法院审理认为,该股东没有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程序召集股东(大)会,被告公司既未提供原告(经理)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职责的依据,也未提供已通知原告召开会议的证据,故此认定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所做决议无效。20078月,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法院也做出过类似判决,认定大股东直接自行召集并主持临时股东(大)会议违反《公司法》的规定[③]。须说明的是,从目前法律的规定看,该判决结果的合法性是值得推敲的。根据《公司法》第22条第2款规定(即“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股东只能向法院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诉讼”,法院也仅能做出“撤销股东会决议”判决。

再则,该判决结果的正当性也值得商榷。《公司法》此种关于通过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救济来实现对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瑕疵的救济措施,本身有一定的缺陷。这是因为,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一旦生效,便被执行,而执行错误的决议造成的损失往往事后难以补救,甚至无法估量。故而,该种事后救济对公司利益最大化追求及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影响是很大的——容易造成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解决流于形式,且易造成公司治理的高成本、公司运营低效率及为解决该纠纷而带来的司法资源浪费。因而,这也是笔者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尚未召开时召集纠纷本身如何解决、股东如何实施司法救济。鉴于此,笔者认为探讨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尚未召开(简称“事前”)的司法救济更为必要,这也是本文笔者重点研究的实务问题——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本身的司法救济,以下要介绍的两种形式正好是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本身的司法救济方式。

2、股东“申请法院先予执行”予以救济的观点评析

诚如前述,因召集程序瑕疵而产生的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纠纷,若发生在股东(大)会已经作出决议的情形,则股东只能诉请法院撤销该决议。实践中于股东(大)会还没有按时召开之情形时,为了避免股东(大)会的召开造成的资源浪费及其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一般申请法院裁定先予执行,中止会议的召开。天歌科技诉上海和君与大鹏证券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违法案,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处理的[④]

那么,先予执行这种司法救济方式合适吗?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当事人一方生产或生活上的迫切需要,根据其申请,在作出判决前,裁定一方当事人给付另一方当事人一定的财物,或者立即实施或停止某种行为,并立即执行的措施。从目前有关先予执行的法律规定看,适用先予执行的案件属于给付之诉,且申请人须在起诉开庭审理后判决前才可以提出申请。可见,先予执行适用于诉讼过程中,必须在起诉后判决作出前才能申请。没有进入诉讼程序但急需得到执行的情况,是不能适用先予执行的。

更为重要的是,人民法院对先予执行的申请不像财产保全那样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它必须经过严格实质审查,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才裁定先予执行[⑤]。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做出裁定通常都需要一些时日,这显然无法满足一些紧急情况的需要。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16条的规定,法院必须在开庭审理后判决前作出裁定。

因此,根据上面的分析,中止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不能适用先予执行的救济程序,其不符合法定的先予执行的条件。退一步,即使对先予执行的条件加以修改使之能满足先予执行的条件,但法院对先予执行的实质审查所需的较长时间,与中止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紧迫性大相径庭[⑥]。这从笔者过去代理的一则案件中可见一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均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股东。其中,甲方持有丙方股份70%,乙方持有丙方股份30%20070718,甲方以大股东身份向另一股东乙方发出通知,决定于 2007年07月28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议,会议议题为解散、清算公司。乙方以甲方未经向董事会和监事会提议擅自决定召开股东(大)会议违法为由,于07月21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甲方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违法,并以先予执行诉请法院裁定中止该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的召开。该案中,原告提出先予执行申请的时间距离原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只有7天,但法院审查先予执行申请的时间远远不止7日,法院若按程序审查后再做出先予执行的裁定,恐怕原定的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召开,公司已按照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股东“申请法院发出暂缓召开的通知”予以救济的观点评析

针对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本身的司法救济而言,司法实践中第二种做法就是以法院通知的形式暂缓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如宏智科技股东(大)会召集纠纷[⑦]

实践中,这种做法是基于为了避免临时股东(大)会议的召开造成的资源浪费及其他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在法院“通知”的效力上,学界的争论颇多。有的学者认为,法院以“通知”的方式中止股东大会的召开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从内容上看没有对暂缓会议的召开写明具体的法律依据,从形式上看“通知”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文书,既不是判决也不是裁定,在法院的裁决中,没有“通知”这种形式,因此它不具备法律效力,没有法律约束力[⑧]。更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通知的法律效力产生于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决,独立于裁决之外作出的通知由于缺少效力源而无法产生法律约束力。

二、囿于相关性法律规定,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股东司法救济的权宜措施

诚如前述,司法实践中以上的救济方式都具有缺陷,导致在适用过程中存在障碍,无法及时有效地制止程序瑕疵召集的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都不是原告(申请人)的最佳司法救济程序。究竟采何种程序能使原告(申请人)的权益得到有效的保障呢?笔者认为法院应当采用民事决定的形式来中止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较为妥当。

1、民事“决定”排除诉讼障碍的特性,使之可以排除召集之诉障碍

民事决定是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诉讼程序中发生的特殊事项所作出的判定。民事决定一经作出或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且须立即执行。若法院做出的民事决定不正确,做出决定的法院有权撤销、变更,无需经过上诉程序或者继续审理的程序。

民事决定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能够及时地解决阻碍诉讼进行的一些特殊问题,并一经做出就发生法律效力,程序简便,能适用于处理紧急情况,正好符合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之诉原告的要求,能及时有效的保障其合法权益。因为民事决定是法院为了解决障碍或者阻却诉讼活动正常推移的特殊事项而采用的裁决方式。

2、民事“决定”的适用范围较为符合

根据《民事诉讼法》,民事决定的适用范围主要为:对当事人申请回避问题的处理;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处理;对当事人申请顺延诉讼期间的处理;对人民法院提起再审案件的处理;对缓、减、免交诉讼费的处理;以及在执行程序中的暂缓执行的处理,即被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纠纷之诉正符合上述精神,如果法院不及时作出决定暂缓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继续进行下去会阻碍召集之诉进行、最后召集之诉就会演变为撤销之诉。

召集之诉中制止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是非常紧迫的问题,它不属于实体问题,但却胜过实体问题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案件的继续公正审理,阻碍诉讼的进行。诚如前述,因为一旦会议召开,公司被解散、案件无法继续审理,这不仅影响公司小股东、还直接影响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影响之大不是后续诉讼所能解决的、即使能够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也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3、民事“决定”相对于“裁定”的优势决定了“决定”更适于召集之诉

民事决定与民事裁定相比,虽然都应用于解决紧迫性问题,但决定的适用程序更简便,花费时间更短,不需要严格审查,效力强,一经作出就生效并可执行。由于存在以上优势,该种方式更适于召集之诉,更利于法院对本案暂缓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申请进行裁判。

当然,这只是在我国《民事诉讼法》未明确作出关于非讼程序的原则性规定及《公司法》未作出公司非讼案件的特别程序性规定前,司法实践中不得已采用的一种较为符合现行法律精神的稳妥做法。

三、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前股东公力救济的非讼程序性考察

诚如前述,其实要想最终合法合经济地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在立法上加以完善,司法中采用非讼程序、才能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因为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案件符合公司非讼程序特征。

1、实体权益直接冲突不存在

诚如前述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案件主要源于召集程序的瑕疵,不存在直接实体权益冲突。虽然在这类案件中,申请人(原告)求助于司法救济以达到实现权利的目的,但并非是因为权利受到侵害或者产生争议,而仅仅是要求法院对召集程序违法进行确认、裁决中止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例如,前述大股东违反召集程序规定擅自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案,提出请求的小股东不是因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或产生了实体权益争议,只是请求法院确认大股东擅自召集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违法、裁决中止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该案中,无论将公司还是大股东作为被告,都并非双方当事人存在实体权益之冲突。

2、共益性、程序性强化

共益权是指股东既为公司利益又兼为自己的利益目的而行使的股权,共益权内容较多,如出席股东会的表决权、股东会的召集请求权、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属于股东的共益权。作为共益权的一种,股东就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前的纠纷进行司法救济,作为申请人的股东提出的请求不仅最终关涉自己利益、而且更直接的是关涉公司利益、全体股东利益、债权人利益。因此,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需要运用职权加以干预,而尤以程序性为主,因此程序性干预增强。

3、时效短、裁决迅速、一审终审

该类案件中由于没有实体权益争议,案情简单、不需要收集过多证据、进行认证,也不需要所谓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但该类案件需要法院简易、快捷、经济的处理,因而此类案件要求时效短、法院裁决迅速,否则,审理时间过长、即使法院最终支持申请人,审判结果对于当事人已失去意义,对公司来说可能丧失商机、损失更大,对于法院来说、司法资源严重浪费、司法权威性大打折扣。这样结果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是有害的。故而该类案件强调纠纷处理的及时高效,采用一审终审,不像诉讼案件那样、审理可能出现一审、二审、甚至审判监督程序。

4、书面审、低度的证明标准

该类案件裁决结果效力不同于诉讼案件,该类案件裁决不具有既判效力,新的事实出现、可以随时变更原裁决。因而该类案件审理对证据的证明力要求低,形式上具备即可、以书面审为主。

综上,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权案件的处理,法院须采用有别于诉讼案件的一些程序规则:采用职权探知主义;一般书面审理;一审终审;法官独任审理;审理期限极短等。总之一句话,处理该类案件的司法程序价值追求在于程序效率和经济[]

四、临时股东(大)会议召集纠纷中股东司法救济的完善

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大)会召集权及召集程序较原《公司法》的召集权主体单一化而言,主体范围扩大了,赋予了监事会和少数股东必要的召集权,有利于化解董事会怠于行使召集权甚至拒绝召开股东(大)会,而又必须召开股东(大)会才能解决问题时存在的尴尬局面,但是对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司法救济的法律制度仍须进一步完善。

1、完善“决定”适用条件,防止当事人滥用

诚如前述,在现行民事诉讼未明确公司该类案件处理程序、在适用诉讼程序法时需注意防止当事人滥用此种权利,防止司法资源的浪费,最高法院应以司法解释明确决定暂缓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的适用条件。

第一,必须是情况紧急,不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将会使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第二,必须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利害关系人”指与被申请一方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人,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主动进行。

第三,申请人必须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应当驳回申请,从经济上防止当事人权力滥用。

2、引入裁定驳回制度,灵活处理召集程序瑕疵的事后司法救济

为了维持《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减少因撤销决议而产生的解决争议的成本,法院可以权衡决议瑕疵与决议所生利益之利弊,对撤销请求予以驳回,这就是裁量驳回制度[⑩]。该项制度最先源于日本,日本有关立法规定,召集程序违法但违反的事实不严重而且不影响决议时, 法院可以驳回请求。意大利、我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都有类似的法律规定。但是,该制度由于受个案的局限,重结果而轻程序,容易导致程序不公,因此遭到了部分学者的批判。不过,从社会成本以及公司稳定的角度考虑,应当实行这一制度。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可以考虑瑕疵的性质及程度,将股东大会程序的正当性要求与《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要求作一利益平衡,决定是否裁量驳回。我国《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修订)》第一百六十九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果召集程序瑕疵轻微并且对最终决议没有实质影响的,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为减少公司成本费用,同时不对其他大多数股东甚至第三人造成不利影响,不宜否定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

3、对除斥期间的适用规定例外条款,健全召集程序瑕疵的事后救济

《公司法》第22条规定,决议程序瑕疵或内容违反章程可在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法院撤销,这是对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规定。但是,如果公司故意不给某一股东送达开会通知,导致该股东未能参加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该股东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自决议作出之日起算就很不合理,相当于剥夺了他的撤销权。因此,应增加一个例外条款,如果公司不能证明已通知股东开会,除斥期间的计算应当从知道之日起算,而不适用第22条的规定,这样做才能更好的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防止大股东滥用召集权。

4、临时股东(大)会召开之前的股东司法救济的非讼程序法建构

《公司法》等有关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制度规定的不足之处,根本原因不在于未提供相应的诉讼救济,而在于设定了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者撤销之诉的同时,未能配套设定相应的非讼程序的司法事前介入,以对公司运作进行积极的司法支持[11]。亦如前述,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公司法救济主要是程序性,而且是非讼程序性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专门设置了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案由,为此类诉讼的进行提供了方便。但在《公司法》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时,一般是股东向法院申请颁布命令,由法院责令公司召开或暂缓中止召开股东会议,其实质是一种非诉讼程序。

公司非讼程序的建构需要来自《公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完善[12]。因此,《公司法》将来修订时应增设规定公司非讼案件的范围,包括股东(大)会召集纠纷在内;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应增设非讼程序编,对公司非讼程序规则及其适用范围等作出规定。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制定单行的《非讼程序法》,在该法中专章规定“公司非讼程序”。目前的权宜之计,仍应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司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公司非讼案件的处理程序。笔者在此建议《公司法》司法解释可以明确有关临时股东(大)会召集纠纷等案件司法救济的非讼程序,并对其进行了如下简单设计:

1)管辖:公司非讼案件管辖应是专属管辖——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2)当事人:公司非讼案件的当事人,没有原告与被告称谓,只有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也可以没有被申请人、而只有申请人)。

3)审级:一审终审。

4)裁判:裁判主要形式是判决和裁定,裁判一经做出即生效力,当事人不得上诉,出现新的事实、新的证据应及时依申请或职权主动变更或撤销[13]

5)审理:书面审理。

6)审限:短。针对公司不同非讼案件做出不同的规定,原则上最长不超过30日,如临时股东会会议召集纠纷审限可以借鉴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召集通知时限规定,有限公司审限最长不超过10日、股份有限公司审限最长不超过15日,紧急情况要在48小时内做出裁判。

7)调解:不适用。

8)证明标准:初步。

9)诉讼费用:低,也可以缓交,而且案件裁判采纳了申请人请求的,诉讼费用应由公司承担。

当然,《公司法》司法解释还应明确公司非讼案件范围。本文限于篇幅,有关公司非讼案件的程序具体构建,容于另文研究。

 

[①]郑太福,陈香.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中股东救济法律问题探讨[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2)。

[②]刘秋苏.丰县法院审结首例侵害股东权纠纷案[EB/OL]. http://www.xzlsw.com/index.php/doc/15810.html,2007-11-22

[③]徐文杰.大股东自行召集并主持股东会议违法[N].人民法院报,2007-08-07

[④]刘俊海.激活股东大会制度的思考

[EB/OL].http://www.chbook.com.cn/zhuanjia/article_zh.asp?id=344&zh_id=316,2005-8-4

[⑤]郑太福,陈香.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中股东救济法律问题探讨[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2)。

[⑥]郑太福,陈香.临时股东会议召集权纠纷中股东救济法律问题探讨[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8,(2)。

[⑦]朱中伟 陈铭.宏智科技:召开双份股东大会[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04/01/12/08/article218390894.shtml,2004-1-12 

[⑧]朱中伟 陈铭.宏智科技:召开双份股东大会[EB/OL].http://business.sohu.com/2004/01/12/08/article218390894.shtml,2004-1-12

[⑨]周琳.论我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大会召集权人规定的缺陷与完善[J].科教文汇,200611126

[⑩]钱玉林.论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J].法学,2006,11:35

[11]张玉.股东大会召集权纠纷的司法介入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2009

[12]樊涛.我国公司运行的司法程序机制的评判与重构[J].经济经纬,20083),160

[13]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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